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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天,在菲律宾新冠病房内亲历生与死的考验

来源:摘转 时间:2021-09-24 作者:博才资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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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记:这是一篇来自于菲律宾媒体记者乔·加尔维斯 (Joe Galvez) 的个人亲历记,在检测出冠状病毒呈阳性后,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生中最致命的任务:在政府医院的新冠病房内,亲历18天生死考验。


以下为当事人的第一人称叙述。


自 2020 年 3 月菲律宾因为疫情封城以来,我从未离开过家,因为传说这种病毒对老年人的生命威胁很大,我的健康状况可能并不完美,但我认为一年半没有感染病毒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


八月的第一周,我接种了第二剂牛津-阿斯利康疫苗,我认为接种了完全疫苗后,不会再被感染。


但是在八月的第二周,我开始干咳,我的妻子也是如此。


过了几天,眼见病情没有好转,我在2021年8月27日进行了核酸检测,第二天,进行测试的医院给我发短信说我呈阳性。


我因为年龄大且有慢性病症,因此需要立即隔离和入院治疗。


第二天是星期天,一早市里医院的救护车,在我们市卫生官员和其他医护人员的推荐下,将我带到巴丹省省会巴朗牙市(Balanga)的一家政府医院,进行紧急收治。


我家在郊外的镇子上,救护车拉着我从我家到市区,旅途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舒适。


我们镇上的救护车又旧又摇摇晃晃,祸不单行的是车上的空调也是坏的,虽然对我来说很痛苦,但我可以想象司机和医务人员的情况有多糟糕,因为他们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。


大约28公里的路程,救护车要开不到一个小时。


到达医院后,我们被告知要等近 30 分钟,才可以被允许进入。


医院的分诊入口,一位同样穿着防护服的男护士,用轮椅把我领进一个破旧的白色帐篷,这里是新冠确诊患者的候诊区,在那里我和其他等待隔离治疗的 确诊患者会合。


在那里,我们都不得不等到医院的空余房间和床位。


“欢迎来到僵尸乐园,僵尸太多墓碑太少,得要进行等候。”我看着等待的病人,现在包括我自己,乐观的安慰自己,只是暂时来这里,还会康复回家的。


现在回想起来,这可能是我在人生就医的回忆里,最令人沮丧的场景。


有些人在痛苦中,不断哎呦哎呦低吟着,而另一些人只是漫无目的地盯着我们的病友——自己在哪里?发生了什么事情?还能活着回家么?灵魂三问让一众僵尸们,感到着迷和困惑。
在住院期间,类似的例子不计其数,痛苦和死亡,每天都在这里上演。


当我开始感觉到脏兮兮的隔离帐篷内的燥热时,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忍受,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空床位。


在隔离帐篷里,我第一次尝到了医院的食物,正如预期的那样,它很平淡。


帐篷里有两台大空调,但里面的热度还是让人无法忍受。


帐篷墙壁上的污渍,暴露了从 2020 年开始的疫情爆发,直到今天我被拉到这,整个大流行期间,无论是医院还是个体,都在经历的艰难时期。


吃完食物后,我等了大约两个小时,才终于被告知有一个房间可供我使用。


好歹不用在简陋的帐篷里过夜,我松了一口气。


房间很大,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,一起同住着三名病友,我不得不与其他三名患者共享空间,我们都在与新冠病毒做殊死搏斗。


经过两天的隔离治疗,我看到了更多向我敞开的隔离病房的细节。


黄色和黑色塑料袋中的医疗废物堆积如山,往大楼外一看,医院的废物处理设施已经装满了一辆卡车,我想知道医院废物在哪里以及如何妥善处理,我希望该设施有一个环保的废物处理系统,避免我们使用过的物品造成医疗污染。

我病床对面的场景: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正在整理床铺,我可以想象他们在防护服内产生的汗水,他们每天穿着 10 个小时。


病床上有一份医院的健康食谱在等着我,食物通常由营养师为患有各种疾病的患者准备,但肯定不会让味觉愉悦。


对我来说幸运的是,在我隔离治疗期间,我的女儿总是从外面订购食物作为我的日常食物,有时候还外定一些水果。


在医院里,护士们用最高的声音相互交流,我不能责怪他们。他们必须从头到脚穿的防护服,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听力。


在这里,神志不清的病人也会发出奇怪的声音来吸引护士,他们制造的噪音扰乱了病房和走廊的肃静。


尽管如此,我对一家已经收治这么多新冠患者的医院有什么期望?


一位护士告诉我,现在医院分为两个单元:绿区和红区。


绿色区域是医院“安全”空间,只有没有感染的患者才能在绿区接受检查治疗。


我处于红色区域,很难在接纳新冠患者,所有的床位都已经被占用了。


住院开始后,为了各种化验,抽血似乎无止境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越来越不愿意提供更多的血液样本。


此外,除了我必须口服的所有药物外,医生开具了点滴用的抗生素,每天两次输液,基本多数时间,我都被输液管牢牢困在病床上。


我必须承认,我开始对疗程要持续多久并没有太多概念,也没有一般人所想的那样恐惧。


事实上,如果新冠患者,因为血氧饱和度降低而紧急救治的话,只应该害怕一件事,那就不是药物、医院或其工作人员。而是恐惧本身——作为患者,面对病毒,存在不确定性。关于死亡、被火化的各种想法,会挥之不去。


正是在那些时刻,我重新评估了自己,在终生从事新闻工作后,我反思了自己的身份。我决定写下我作为新冠住院患者的经历。


有一天,一位护士在更换我的静脉注射针头的胶带时向我倾诉说:“这里让她快受不了了。”


“这家医院只能接受这么多,我们的病房都满床位了,可还是有很多患者在门口苦苦哀求一张床位,来拯救自己亲人的生命,而我们在那里也无能为力,我为受病毒影响的人们感到难过。”


我有同感。我对医生和护士表示同情,他们为了照顾太多的病人而超越自己的极限工作,更何况是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。


菲律宾医护人员理应得到公正的报酬,并获得体面的津贴和福利,优先考虑的应该是他们应得的流行病危害津贴。


尽管政府公立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,但医院及其所有医生和护士都做得很好。


护士告诉我,在治疗过程中,老年人是最难处理的。我看到一位老年新冠患者不得不被绑在轮床上,因为他在接受紧急透析时痛苦地扭动着身体。


” 我不要绑在这里,我也不要你们廉价的怜悯,与其没尊严的躺在这里,不如让我去死。“”这是这名患者的原话。


“熬过14 天,你要还没拉去抢救,那就出地狱了,”我房间里的另一位病友开玩笑说。


在入院治疗的第五天,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病情似乎和我第一天和第二天一样。


在死神随时会收割生命的病房,我感觉自己像个囚徒,而一些要做出的决定,无疑让自己又感觉像个赌徒,要么选择A,要么选择B,在这里无法兼得,需要立刻做出。


医生建议我尝试实验药物瑞德西韦的治疗,只有在患者签署弃权书并同意的情况下,才会将其进行应用。


我看了很多新闻,发现世界卫生组织 (WHO) 最近建议不要对患者使用该药物。


最后,我在我女儿的建议下拒绝了,她是一名护士。


我们病房里有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。其中一个似乎处于老年痴呆症的晚期状态。他拒绝提取他的血液样本,他也不想吃他的药。他甚至不允许测量他的血压。


他会穿着尿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他经常对会检查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大喊大叫,他对任何试图说服他吃饭或服药的人都怀有敌意。他似乎对这个世界很生气。


他会在房间里随心所欲地小便。他似乎经常处于一种无法自控的状态。


我问一位护士,他们是否有隔离室,可以在那里容纳我的病房伙伴。


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。


看得见的是疫情,看不见的是病友们面对疫情的情绪失控和过激反应。


在我入院后第七天,晚上 11 点我被我的两个室友吵醒了,他们都是老人,他们互相大吼大叫,大声辱骂对方。


第一个人再也不能走路了。他被病毒弄得太虚弱了,从住院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卧床不起。


第二个人仍然可以走路,但需要抓住坚固的东西才能保持平衡,即使是几步。


两个男人都穿着尿布。我想知道如果两人面对面会发生什么。


我会看到紧握的拳头和溅出的粪便的碰撞吗?


值得庆幸的是,他们被一张床位隔开。


尽管如此,骚动持续了 30 分钟,直到一名护士赶来安抚两人。


我猜这是隔离时间久的应激反应,想象一下,没有亲戚允许探望他们。我猜他们只需要发泄对任何人的愤怒和蔑视。


疫情大流行确实对许多受害者造成了伤害——不仅是身体上和经济上,还有情感上和精神上。


当我准备再次入睡时,我开始怀疑:这些好战的老人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?


还有最重要的:我会屈服于这场疫情吗?


在 14 天最低隔离期的无聊中,加入混战的想法似乎令人兴奋。毕竟,我也是一个老年人。


然后我想起了当天早些时候看到的轮床,上面载着一名失去知觉的 COVID-19 受害者。我记得拍了一张照片。这是一幅悲伤的画面。当然,这与战争道路上的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
为了保持清醒,我把毯子拉到头上,闭上眼睛,再次入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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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病床上,很多人在磨难中幸存下来,但也有很多人没有。


在我住院期间,我不断从护士那里听到有关死亡的故事。人们在床上孤独地死去。只有在通知他们的家人之后,他们才能被允许取回尸体前往火葬场。


之后,他们的家人会收到他们的骨灰。这种情况正在全国范围内发生,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,富翁或穷人,只要死于新冠,概莫能外。


病毒带来的另一项冲击,是菲律宾的丧葬传统彻底改变。


没有葬礼,没有亲人为新冠的死者举行葬礼,因为政府的防疫规定。


我们只是烧死人。这几乎就让我们回到了某种传统的宗教祭礼。


当然,我也想过死亡。我会问自己,“如果我不能在这种疫情中幸存下来,接下来的时光,自己要怎么办?”


我开始考虑最坏的情况,想到离开我幸福的家庭和我心爱的五个孙子。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。


在我的第二次核酸测试显示我仍然对该病毒呈阳性后,我更加深了这种最坏情况发生的可能性。


“我走了以后,谁来照顾我的家人?” 我问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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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非常专业。在我治疗期间,我接受了抗生素的疯狂输入,这让我感觉恢复了活力,尽管我的右脚突然痛风发作了。


值得庆幸的是,我在整个住院期间,血氧饱和度没有多少下降,意味着我不需要呼吸机吸氧,但医生告诉我要戴上口罩,即使在睡觉时也是如此。


最终,我的干咳消失了。


我在隔离治疗的第12天,收到了第三次拭子测试的结果。我再次被发现阳性。


这意味着病毒在我体内依旧很活跃,想想还有五天的治疗时间,从目前看,我大概率还要继续住下去,抽血化验,非常沮丧,几乎想放弃。


但是当我反思时,我开始意识到我在医院的整个过程是,也是一种自我修行和觉醒。


这段经历告诉我,关于生活,还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。


我也学会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。我意识到,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,我会很平静。


但也不全是可怕的。我的隔离治疗,让我更好地了解了,病毒是怎么持久影响人们生活的。
我的随身手提箱,道具很简单,平日放在病床上,以便 24/7 小时随时取用。


手提箱里,都是妻子准备的,里面装着洗漱用品、干净的衣服、一张床单、一本用于放松精神的书、一个移动电源、一根数据线、很多 M&M 巧克力豆和日常药。


还有看不见的,比如手机上要有充足的话费,手机APP里,Netflix应用程序是一个救星——作为一名隔离患者,治疗之余,漫长的无聊和孤独,需简要通过某些道具让自己保持乐观。


隔离治疗的第18天,在日复一日的输液吃药后,等到了实验室的反馈,第三份日前的检测报告,终于检测我为阴性。


我从我的医生那里得到了一份健康证明。


拿到健康证明,我从未感到如此快乐和轻松。


我感谢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,他们一直陪伴着我,让我感觉还活着。他们是了不起的专业人士。


我终于出院了,要回家了。


我的孙子们,终于可以再次回家探望我了。


注:Joe Galvez 是一位屡获殊荣的摄影记者,他于 2019 年退休,之前担任 GMA 新闻在线的图片编辑。本文编译自GMA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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